金石學就是現如今的考古學，考古是從西方而來的，而金石學是中國自古就有的名稱。
“金石學”是中國古已有之的一門學問，“金石”、“金石之學”、“金石學”雖然在各個時期的含義和所指有所不同，但“金石”作為一個傳統學術門類的概念一直在學人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從近代以來，“金石學”遭遇近現代學術觀念的更替與學科重組而被逐漸分解的尷尬，以至于在現代學科框架中，“金石學”已不能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存在。傳統金石學在現代學科重組中被分解而消亡的原因何在？在金石學發展過程中，金石學家有沒有為金石學的學科建立做出努力？為什么最終不能改變金石學消亡的命運？本文試通過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的學科發展歷史大背景，對金石學門類歸屬的發展歷史的考察，近代西方學科觀念的引進對傳統金石學科的影響和沖擊，分析從乾嘉金石學到近代金石學的學科轉型再到現代金石學被分解的原因，以及當代重建“金石學”的意義所在。一、傳統四部之學中的“金石學科”
中國古代自先秦開始就有了一套不同于西方近代學術分科體系的獨特的學科分類的觀念和知識系統，主要集中于經、史、子、集“四部”框架之中。這套“四部”知識系統，秦漢開始出現，定型于隋唐，在明清趨于完善，最后以《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形式得以確認。傳統的“四部之學”，盡管也有分門別類，也有其專門性的學問，但是并非近代學科意義上的“專門之學”或“學科分類”概念，而是指含義更廣的“知識”或“學問”�！八牟恐畬W”中的“金石學科”其實只是一個金石門類和知識系統。在古代以“四部之學”為框架的分類中，金石門類早已有出現，《隋志》中被列入經部小學類；《宋志》中被列入目錄類；清代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分類中，金石列于史部的目錄類�！端膸烊珪分杏袑ｉT對于金石門類的說明：“‘金石’類包括《集古錄》、《金石錄》、《寶刻叢編》、《輿地碑記》、《吳中金石新編》等……按：‘隋志以秦會稽刻石及諸石經皆入小學，宋志則金石附目錄，今以集錄古刻條例名目者，從宋志入目錄，其博古圖之類，因器具而及款識者，別入譜錄，石鼓文音釋之類，從隋志別入小學，蘭亭考石經考之類，但征故實，非考文字，則仍隸此門，俾從類焉�！边@說明，金石學門類在古代四部之學的分類中一直都是以一個分支門類科目存在的。
無論是金石門類還是所謂的“金石之學”、“金石學”，雖然稱謂不同，也都只是古人對于金石的愛好和研究之謂而已。研究金石的學問，東周時就已出現，兩宋時代是第一個高峰，以宋人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呂大臨《考古圖》等為代表，金石門類逐漸形成一種專門的學問。清代乾嘉時期是金石研究的第二個高峰。金石之學隨著考據風氣的興盛而蔚為大觀，學者們利用考古新出土的古物銘文，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最具影響的當屬顧炎武的《金石文字考》、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等。而在乾隆時王鳴盛為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作的序文中，我們看到了“金石學”的稱謂：“自古及今金石學名家有歐陽修、趙明誠至顧炎武、朱彝尊等七人，而錢大昕乃盡掩七家，出其上，遂為古今金石學之冠�！边@也許是最早以“金石學”這個貌似以學科命名的稱謂了，但此處的金石學還是繼承宋人的余緒，是為研究或治金石的學問，是在傳統四部之學之下的一個學問門類，而與西方近代學科的概念不可同日而語。
二、近代“七科之學”背景下的金石學學科的轉型——從乾嘉金石學到金石學科在近代的構建：以馬衡、朱劍心、陸和九等為代表
中國古代沒有近代意義上的學科分類，但是每個時代都有其時代學術分科與知識系統分類的特點，這可以通過時代的典籍分類表現出來。明代以前基本按照四部分類法體系。清代以來，西方分門別類式的近代工藝和格致學的傳入，使中國學人在傳統固有的學術分類觀念的基礎上，了解近代學術分科性質，并逐漸接受西方的分科觀念和方法。其實，清代前期以戴震等為代表的漢學家就提出，以經學為學問的中堅，小學為經學的附庸，次及史學、天算學、地理學、金石學、目錄學等，說明經學內部的分科已相當細密，這也從一個方面證明清代早期，學術就已經出現了分門別類的專門之學，只是還未演變成近代學科意義上的“專門之學”而已。我們也看到，清代學者們突破傳統四部分類法的統罩，開始按門和類來分類學術典籍。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將四部分類中的經部分為經學、小學二類；史部分為史學、地理、金石三類；共分為12大類，44小類，金石類是12大類中的第八類。這種不強加四部分類于各類之上，而是按照學術性質進行分類的嘗試，比較接近于近代的圖書分類法。這也說明按照學術性質進行分類的近代學術分科意識開始逐漸產生。
清末隨著西方圖書翻譯的增多和西學傳播規模的擴大，西方近代分科觀念逐漸普及，并且逐步建構起一套近代西方式的學術分科體系，形成了“七科之學”的學科體系。這套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系統，在清末新式學堂的課程設置上得到了充分體現。比如1895年，盛宣懷在天津創辦中西學堂，分頭等學堂和二等學堂兩種。頭等學堂課程分普通學和專門學兩類，普通學包括幾何學、三角勾股學、微分學、格物學、重學、化學、地學、金石學、天文工程學、繪圖學、各國史鑒、萬國公法、理財富國學及英文翻譯等科目。此處的各學科分類，應該可以被看作是近代西方式的學術分科概念的雛形。
從以上清代的眾多圖書分類目錄以及各個新式學堂學科分類體系的構建中，我們都看到了“金石學”這門“學科”分支門類。比如袁昶以光緒二十年主講中江書院，分科設目，計十有五，每目之中，再分子目，第八曰詞章學，金石碑版附焉。陳乃乾編輯之《南洋中學藏書目》將所藏舊籍分為14類：金石書畫目分為金石(目錄、圖譜、論辯)、書目、雜錄等目錄，等等。這都說明了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的學術分科轉型過程中，金石學作為學科門類或者是分支學科門類仍然還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雖然這種分科模式還沒有完全定型。
真正開始將中國傳統“四部之學”中的知識內容納入到以“學科”為分類標準的分類體系和知識系統之中的嘗試，是1919年開始的所謂“整理國故”。打破原有的四部體系，將四部范圍內的中國典籍和其所包含的龐雜的學術門類，劃分到各種專門學科大類之中。在“整理國故”中，我們看到，“金石類”的典籍，被歸并到了“中國考古學”學科門類中。然而，中國數千年的學術文化與歐美學術知識系統有著較大差異，將四部典籍拆分，是否能完全歸并到西方近代學科體系中，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傳統金石門類的歸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事實上，對于金石門類的學科歸屬問題，在“整理國故”當中，學者們就已經開始了諸多爭論。洪有豐認為：“金石目錄，雖亦有歷史之關系，而性質懸殊，不如各以類相從之為當也�！薄敖鹗c藝術相近，故入藝術類�！眲x則認為應將：“金石改稱古物，與傳記同列入史部……”還有許多學人將篆刻入藝術類之雕刻學目，金石集則錄入史地。這說明，從古代金石門類所包含的知識內容來看，無法等同于西方考古學，也無法單純納入一門學科當中。如果一定要按照近代學科分科體系來整理傳統金石學，那么，唯一的方法只能根據內容拆散分別并到多個學科門類中去。而事實上，后來中國傳統金石學的命運也正是如此。
但是，這是不是就意味著在近代學科重組的背景下，傳統金石學從一開始就安于被消亡的命運而沒有做過學科構建的嘗試和努力？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從我們所看到的民國時期關于金石學的諸多研究和成果當中，可以證明前輩學人們并沒有放棄對傳統國學的保存，并且在西學大潮下進行某種改革的努力。
西方新學科，尤其是近代考古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引進，對傳統金石學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學者們逐漸發現了中國傳統金石學研究在內容上和方法上的不足和存在的弊端。比如傳統金石學以古代銅器與石刻為研究對象，范圍狹窄，內容有限，對金石文字產生之前的歷史文化研究則比較茫然，而對器物或石刻研究，大多只關心有文字內容之金石器物，而很少對器物形制、紋飾等方面作深入分析，更沒有進行歷史的斷代等研究，這使傳統金石學很難發展成為完整系統的學科體系。再比如，金石著目或考證之類大多以文獻證文獻，依賴于古籍著錄，沒有實物上的實證，因此往往真贗錯出，以訛傳訛，存在不少錯繆。按照陳星燦的說法，傳統金石學的局限在于：“一是閉門著書，大多研究傳世和采集的金石之器，而很少與田野調查和發掘相聯系；二是偏重于文字的著錄和研究，對于沒有文字的古代遺物不感興趣；三是與西方近代建立在自然科學基礎上的實證方法不同，金石學偏重于孤立地研究某一個問題，以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苯鹗瘜W家已經開始意識到這一點，試圖努力借鑒采用科學新方法來研究金石學，將傳統金石學研究帶向更為科學和系統的發展方向。羅振玉、王國維、馬衡、黃文弼、徐旭生、董作賓等人，就是研究傳統金石學出身，又能走出書齋，親自參加田野發掘，結合科學新方法進行金石、考古研究的典型人物。同時，我們還看到，民國時期金石學研究從宋清以來的金石目錄、考證、圖譜匯編的方式發展為對金石學概念的界定，對史的梳理，以及宏觀上的、科學的金石學研究體系的構建，主要表現在通史和概論類的金石學著作的產生。金石學概論一方面是在金石著錄延伸的金石通纂的內容和方法有機結合的基礎上形成的，另一方面也借鑒了西方科學的、完整的學科體系，是對金石研究成果的系統總結。它最終使金石學由從屬史學發展為一門具有獨立研究范圍和研究方法的學科。金石學概論類的系統性著作，最具代表性者，莫過于馬衡之《中國金石學概論》、朱劍心之《金石學》以及陸和九之《中國金石學講義》，它們從現代學術理論方法上對傳統金石學進行全面、系統地總結，試圖建立一套獨立完整的科學體系，是近代金石學相對于傳統金石學理論研究格局的一大突破。這三部金石學著作都是以現代的語文敘述方式進行撰寫，在編寫方法和體例上頗為相近，但又各具特色。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與傳統金石學著作只限于器物的分類、定名和文字的考釋梳證，注重史料堆積，采用零散的、札記式的、支離孤立的研究方法不同，民國時期幾部金石學著作以歷史梳理、分析研究的方式，系統敘述了金石的概念、源流、分類，以及發展進化的現象。馬衡《中國金石學概論》在緒論的第一章，就闡述了從商周開始，金石名稱的產生和演變，以及五代、宋以來金石學研究的狀況。分論之歷代銅器和歷代石刻也對歷代銅器、石刻的類別進行分門詳述，并對它們在歷代的發展和演變情況進行有序的梳理。朱劍心《金石學》在第一編“通論”中，將金石學的肇端和演進分為七個時期；陸和九《中國金石學講義》則將金石時代劃分為六個時期。這種分期的方式和分類意識體現了歷史進化的研究方法和觀點，有助于探尋我國金石學發展的軌跡。
他們還關注到金石學與史學以及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馬衡《中國金石學概要》緒論之第二章，就談到了金石學與史學之關系，可惜內容已佚，無法獲知其中闡述的具體內容。陸和九《中國金石學講義》在總論中即闡述了金石學與字學之關系、金石學與文學之關系、金石學與史學之關系、金石學與經學之關系、金石學與考古學之關系以及金石學與其他藝術之關系，雖篇幅不多，但通過各學科關系的梳理和比較，明確了金石學的涵義及其獨立的學科性質。朱劍心《金石學》雖然沒有直接闡述金石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但也表達了金石學對于史學、文學以及藝術的作用等。
三部金石學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是以著史的方式對中國金石學的發展規律進行了系統、完整的梳理。這些研究方法有利于對金石學進行科學研究，有助于明確金石學的學科體系，清理金石學的歷史發展脈絡和演進的規律。
第二，三部金石學著作在編撰體例和框架上，基本采取先總論或通論，再逐步分類介紹，進行合編的方式。馬衡《中國金石學概要》，在緒論中先對金石學之定義和范圍，以及金石學與史學之關系加以梳理，再在分論中分類進行介紹、闡述，最后進行總結論述。朱劍心《金石學》在第一編通論中論述了金石學之定義、價值以及金石學發展之歷史，第二編、三編分為說金和說石兩大類進行論述。陸和九《中國金石學講義》分前編與正編進行編撰。這種分類合編的編撰方法是民國時期概論類的金石學著作采用的普遍的體例和框架，從大到小，從總到分，基本上系統涵蓋了金石學的研究內容。
第三，從研究內容上看，民國時期金石學著作的研究內容較之前代更為豐富詳盡，對于概念的界定、內容的分類也更加清晰有序
首先，是對金石學概念的界定清晰化。因中國古代對于概念的界定并不注重，造成許多術語經常隨意互換、替代。金石學就有被稱為古文字學、古物學等。比如，羅振玉編印《殷墟古器物圖錄》，就以“古器物”代替“金石”二字，以“古器物學”代替“金石學”，還有將“金石學”與“考古學”等同的，比如蔡元培、傅振倫、關百益等人皆傾向于金石學實為考古學的易名而已的觀點。而馬衡《中國金石學概要》、朱劍心《金石學》、陸和九《中國金石學講義》都對金石學的概念作了明確的定義。馬衡認為：“金石者，往古人類之遺文，或一切有意識之作品，賴金石或其他物質以直接流傳至于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種材料作客觀的研究以貢獻于史學者，謂之金石學。古代人類所遺留之材料，凡與中國史有關者，謂之中國金石學�！彼J為金石學是兼古器物學、金石文字學而加以推廣，是廣義的學科名稱，而不是狹義的物質名稱。朱劍心對金石學下的定義為：“研究中國歷代金石之名義、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圖像之體例、作風；上自金石考訂、文章義例，下至藝術鑒賞之學也�！辈⑻岢鼋鹗瘜W是傳統考古學的核心，而并不等同于近代考古學的概念。陸和九《中國金石學講義》雖然沒有直接對金石學下定義，但他認為：金石學以文字為主干，金石學必于金石之界限，詳為劃分，不能據國外考古家之說，將金石與甲骨、陶玉等混合，統稱為金石學，這樣就失去了金石學的本義，而不能使金石學成為歷史上有系統的獨立學科。實際上也是對金石學的涵蓋作了一番界定。以上三種對金石學的界定有共同的核心內容，又各有差異，但對各自概念的闡述還是比較清晰的。
其次，研究內容范圍有所擴大。以往金石學研究往往僅限于有文字之青銅器物和石刻碑版，對其進行考證辨偽等。馬衡就把以往的金石學研究的對象——銅器與石刻改變為包括金石和其他各類物質制作的遺文、圖畫和器物三個方面，擴大了傳統金石學的研究范圍。與馬衡將金石以外如甲骨、竹木、玉等非金石材料諸品與銅器石刻并列舉例闡述不同，朱劍心與陸和九都將銅器與石刻以外的甲骨、陶玉、竹木簡牘之類作為附屬的部分，以小篇幅作敘述。朱劍心將其置于第一編中略引其緒，陸和九則將契文、古陶、古玉單列為中國金石學講義之前編，以清其與金石之界限。但無論如何，在研究的內容范圍上還是比較廣泛和完整。
民國時期“概論”類金石學著作的出現，較之前代有許多進步和創新之處，說明金石學研究和編撰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些著作對我們進一步認識金石學的學科發展規律、進一步進行深入研究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但由于馬、朱、陸畢竟還是傳統的金石學家出身，又由于時代的限制，我們看到，民國時期金石學家們對于金石之學的構建，只是限于研究范圍的框定以及分類構架上做出系統的歷史梳理，而他們的研究方法和目標還不能符合現代獨立學科所具備的要求，因此，他們提出的“金石學”概念，其實還并不能等同于現代意義上的學科。盡管民國時期的金石學家對“金石學科”的構建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最終還是沒有改變金石學在現代學科中逐漸消亡的命運。
三、“金石學”在現代學科中消亡的原因分析
如前所述，傳統金石學中所包含的內容被拆分到如史學、考古學、文獻學等等各個現代學科或分支學科當中，而金石學本身作為一門現代學科已經不復存在。為什么在傳統四部之學系統中存在千年，在近代學科轉型過程中又經過重新構建嘗試的金石之學，最終在現代學科領域中卻會漸漸消亡呢？
1.傳統學術分科中的金石門類包含廣博，與近代學科分類側重專門之學愈研愈精的方式截然不同，因此無法將其歸于某一專門學科當中。隨著近代西方分科學術的普及，圖書分類和學術分科越來越趨向細密和精�；�。而中國傳統四部分類體系中的分類方法是注重通博，以研究主體類分，一家一派包容各種學科，注重博達會通，學人依照前人先師之家法來繼承傳授知識，家學格外發達，這是中國學術分科之基本趨向和特點。這在傳統金石門類中有突出體現。傳統金石門類研究的內容包括：金石編目、銘文抄錄和分類、名物訓詁、考證器物年代、研究其收藏流傳、考證文字內容和文體、文字字體書體研究、器物造型、紋飾和書法繪畫藝術的鑒賞、金石傳拓技術的研究等眾多內容。而按照近代西方學術 “注重專門”與“分科治學”，而且特別強調創設“專門之學”、研讀專門之學的重要性，只有“條理至詳”，才能“科學至繁”的觀念，傳統金石學是綜合性的學術，學術核心和邊界泛化，極不清晰，這顯然不符合近代學科分科的要求。
2.金石門類所含內容之泛化，造成其本身在知識分類體系中歸屬的游移和混亂。無論是傳統四部之學體系中還是在近代學術分類體系改革過程中，都同樣很難明確歸屬。從《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和各部分案語的說明來看，對古代金石器物的研究，漢志、隋志、唐志、宋志等各有不同�！端膸烊珪繁容^之后，以文史之學重文字出發，將考釋文字的歸入經部小學類，將記錄和討論各地、各類“古刻條例名目者”歸入史部目錄類的“金石”門，講書法論筆勢的入子部藝術類，而將主要記錄圖像的如《博古圖》歸入子部譜錄類�？梢�，在傳統四部之學框架中，金石門類的歸屬也是相當不確定的。正如晚清學者所意識到的那樣：“金石之學，《隋志》列經，《宋志》屬史，已覺歧異，且昔之考核者少，尚可附麗，今之研究者多，豈容牽合？”即使在清末民初的“整理國故”中對史部典籍進行重新整合，對金石門類的歸并方案也是有諸多差異的。入藝術、美術類，或改稱古物入史學類等不盡相同。如同譜錄類這種無可歸并之典籍，必須根據其內容拆散，分別并到考古學、植物學、動物學等學科門類中一樣，傳統金石門類因為內容廣博而造成無法歸并的問題使金石學在學術分科當中逐漸被拆分肢解也是順理成章了。
3.“金石學”研究目標、方法的不系統和不確定性，使得傳統金石門類無法成為近代學科概念上的“金石學科”。一門獨立的學科，必須要有與其他知識系統不同的特殊的研究對象，有自己獨特的、有別于其他學科的工作任務，并能據此而產生有別于其他學科的相適應的理論、原則與方法。金石學雖然在研究對象上比較明確和特殊，即歷代有文字記錄之青銅器物和石刻碑版，但是其研究原則和方法卻是多樣而不明確的：考經證史、編目分類、文字文體研究、藝術欣賞等不一而足，反而是其內部所包含的各個分支門類如考古之學、器物之學、美術學等的研究目標、方法卻是十分清楚，而作為“母體”的金石學本身的研究方法卻是不系統、不特定的，這樣也使得金石學在現代學科門類當中無法獨立。
4.在“西學東漸”過程中，中國學者以類比、比附會通的方式將中國舊學逐漸納入西方學科體系框架中，使許多傳統學科被西方相近學科的名稱所替代。晚清學者善于采用西方近代科學方法及觀念“以歐西新理比附中國舊學”，對中國舊學進行“類比式”研究，并以此會通中西學術，以近代西方學科概念與學術體系為參照，尋找中國傳統學術中與西方近代學術類似的思想和內容。其中以梁啟超、劉師培等最為突出。梁啟超在發表于1926年的《中國考古學之過去及將來》一文中曾說道：“考古學在中國成為一種專門學問，起自北宋時代�！痹谶@里，顯然梁啟超是將中國傳統的金石學比附西方近代的考古學。實際上，從傳統金石學與近代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來比較，兩者雖然有某些地方相互重合，但卻不可完全相提并論，然而比附會通的觀念導致本不能相互包容的兩個學術門類被會通在了一起，舊學要納入西方學科體系，名稱當然最終也會被西方學科名稱所代替。因此，我們看到，在“整理國故”中， “金石類”被歸并到了“中國考古學”學科門類中，而金石學則成為了考古學的前身，既然是前身，也就意味著金石學在現代學科中的消亡。
5.金石學作為舊學術門類，與甲骨學、簡帛學等當代的顯學相比較，金石學從宋代開始就被人關注，到了近代已經有了將近一千年的時間，其間學術成果林立，研究材料眾多，相比如甲骨學等學科門類近百年才被發現，現今還處于研究熱點上來講，學者們對于金石研究的熱情和興奮度顯然無法與它們相提并論。再者，甲骨學的研究對象是鮮為人知的幾近史前史的殷商歷史時期，而此時的研究資料嚴重缺乏，對它的研究實際上是填補史前歷史空白的工作，因而特別具有歷史研究意義。這些都是一般的金石研究所不具備的。雖然民國時期金石學家們將金石研究的范圍擴大，把甲骨、簡牘等內容包含在金石門類當中，或者附屬于金石門類，但是金石門類的主體畢竟還是“金”和“石”，因此，原本作為分支內容的甲骨、簡牘能夠從金石門類中分離出來，在當代成為一門顯學，而 “金石學”卻很難再作為一門單獨的學科成為學者們研究的對象。
6.傳統“金石學”中所包含的內容往往作為古代文人收藏、欣賞和雅玩所用，文人賞玩的功用更強于作為學科門類的研究性質。古代文人對于金石的研究往往都是在收藏的基礎上進行的。宋代金石之學興起的很大一個原因即是官僚文人追求精神文化享受，雅好收藏和研究金石，其人數之多和成就之大都是空前的。趙希鵲《洞天清錄集》序說： “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嘗見前輩諸老先生多蓄法書、名畫、古琴、舊硯，良以是也。明窗凈幾，羅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文妙跡以觀鳥篆蝸書，奇峰遠水，摩掌鐘鼎，親見商周端研涌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瑜此者乎。是境也。間苑瑤池未必是過，人鮮知之。良可悲也�！边@反映了當時文人的金石志趣愛好。宋代收集和研究金石之風從私家開始，它研究的場所主要是書齋，它包含的內容主要是古代金石器物、銘文拓片等，因此，自古到今，金石收藏研究一直伴隨著文人雅玩的意味。而這樣的賞玩性質削弱了金石之學作為講求嚴肅的科學和邏輯的學術研究性質。這也可以被看作是金石之學無法直接發展成為現代學科門類的一方面原因。
四、當代“金石學”的意義
傳統金石學在現代學科分類系統中被分解而消亡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考古學、歷史學、文獻學、考據學、古文字學、書畫藝術學、古器物學等現代學科或子學科中都能夠找到從傳統金石學中分解出來的知識內容，而傳統金石學當中諸如碑拓之學、傳拓之學等，因為無法被分解成獨立的子學科，逐漸成為個別愛好者雅玩欣賞的收藏品，關于它們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在當代學術中幾近消亡，而它們，恰恰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應該搶救和保存下來的珍貴的歷史遺存。那么，在當代，對金石之學的“存亡繼絕”還有意義嗎？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對文物、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存和大力倡導、推揚，使得人們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和關注與日俱增�！敖鹗瘜W”中所包含的許多瀕臨滅絕的傳統文化內容重新進入人們的傳承和研究視野。另一方面，近年來，書畫文物收藏和交易成為了熱門行業，市場持續繁榮，古器物、古璽印、金石碑版拓片等的交易不斷上升，價值成倍上漲，興旺的市場帶動了人們對于“金石學”的關注，全國范圍內的學術研究隨之繁榮。這是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刺激和催生所帶來的機遇。
對于“金石學”本身來說，它在當代的“存亡繼絕”并不意味要打破已經定型的學科分類體系，事實上目前也不可能因為“金石學”對現代學科體系進行重新調整，也不可能像馬衡時代那樣試圖重新構建一個新的學科模式，新時期的“金石學”應該是在傳統金石學的知識系統和研究觀念、方法的基礎上進行的“可持續”研究。原有金石學科包含下的諸如考古、文字文獻、字體書體、器物造型等已經被歸入到考古學、文獻學、藝術學、古器物學等現代專門學科當中，并且已經相當固定和成熟，因此無需調整，當代“金石學”關注的是對于傳統金石學中包含的、在現代分科體系下被瓦解而瀕臨消亡的知識或技術內容進行保護和承傳性研究，使我們的傳統文化藝術遺產能夠保存和發展下去，這是目前“金石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意義所在。它可以和一部分已經被分解到現代學科當中去的傳統金石學中包含的知識內容的研究兼容并蓄，相得益彰。
如前所述，甲骨學、簡帛學是近百年興起的新興學科，目前的研究方興未艾，金石學研究雖然有將近千年的歷史，然而經過近代學科重組的變遷，金石學百年來幾近消亡，它所包含的某些中國傳統文化知識也瀕臨消亡，那么在當代，重提“金石學”，重新對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內容進行搶救性的研究不正是當代學術所需要的么？它也是符合時勢所趨的。而經過了將近百年的信息空缺，我想“金石學”這個學術名詞對于當代學者們來說應該會具有新的吸引力。
金石在古代經常是作為收藏雅玩所需，因此作為一門學科的學術研究性質有所削弱。在當代，它仍然可以作為收藏家、文人收藏雅玩的對象，就像古代書畫作品一樣。但同時，它也可以像書畫史學、書畫美學研究那樣，在學術研究方面進行充分拓展，金石研究不再僅僅是書齋里的興趣愛好，而是在學科和學術研究領域占有一席之地。
那么，這樣的“金石學”研究的設想，我們有條件和平臺么？
幸運的是，我們有百年名社——西泠印社的依托。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的理念為創社宗旨，對金石的保存、研究有百年的傳統，從早期舉辦的“金石家書畫展”、編纂《金石家書畫集》、搶救漢代石碑《漢三老碑》，一直到新世紀以來倡導的“重振金石學”活動，金石學研究人才輩出，研究碩果累累。民國時期金石學家馬衡就是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長，是推進近代“金石學”學科構建的領袖人物。金石碑版鑒定學家陳伯衡，金石篆刻學家、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長沙孟海等，都以發展和振興金石之學為己任。西泠印社進入新世紀以來，關于“金石學”的活動進展如火如荼，原拓印譜的出版、金石拓片的展覽和研究的開展、圍繞金石學家學術研討會的舉辦等，使得原本趨于雅玩的金石文化逐步走向學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