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帝陵可分為四個組群：長陵、安陵、陽陵為一組（早期）；茂陵、平陵為一組（中期）；渭陵、延陵、義陵、康陵為一組（晚期）；霸陵（含薄太后陵）、杜陵為一組（東南組群）。長陵至陽陵、延陵至義陵、茂陵至平陵、杜陵至薄太后陵，東西向尺度均近15里。
乃知西漢長安城及其近畿空間秩序，是以150里-15里-1500步（9000尺）-150步（900尺）形成一系列尺度設計規則。這種規則既適應當時的長度換算（如150步為半里），其中與之對應的“九”也正符合古代帝王崇信的“極數”，以此，西漢長安尺度設計規則的本原得以迫近。
隱秘之圓
西漢帝陵選址設計與長安“斗城”
01
西漢十一陵，九座居于渭北咸陽塬，一在浐灞之交白鹿塬，一在長安東南鴻固塬。廣袤巨大的塬上，帝陵據何選址定位？霸陵、杜陵獨立于渭北九陵之外，又是否與渭北九陵構成了整體性的設計？
試以高祖長陵為基點，測得其距茂陵陵園西緣、杜陵陵園南緣、霸陵陵園東緣（以竇皇后陵東為準）均近31公里。不但如此，長陵與天井岸西漢祭祀遺址亦近31公里。31公里合西漢時75里，可以推想西漢十一陵的選址，乃是被圈定于一個以祖陵長陵為中心、半徑75里、直徑150里的圓形之中。
十一帝陵之外，西漢太上皇陵與長陵間東西向距離、云陽甘泉宮與長陵間東西向距離亦近31公里，從側面說明了這個圓形基線的存在。而杜陵東南的許皇后少陵雖在150里圓形基線之外，其封土與長陵封土連線卻正通過杜陵帝陵封土，巧妙地與規劃中心長陵、所屬杜陵帝陵聯系起來。武帝鉤弋夫人云陵在茂陵帝陵封土正北，且與茂陵相距近于150里，顯示出與茂陵的特殊關聯。
近年在鳳棲塬發現的宣帝朝重臣張安世家族墓，竟也在此150里圓形基線上。史載張安世死后“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因此選址于此或為“天子賜塋”的殊榮。
另外，一般認為文帝霸陵帝陵的方位在竇后陵西北白鹿塬頭“鳳凰嘴”，近年新說則為近竇后陵的江村大墓，此墓更接近徑150里圓形基線，進一步證明其為文帝陵真址。
此150里圓形設計基線內，長陵為首而居中，葬高祖。文帝、武帝、宣帝三陵則正在基線之上，與西漢后期奉高祖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廟祀“萬世不廢”及東漢奉宣帝為中宗、予以特殊地位的歷史記載，關聯微妙。
02
150里代表的“十五”設計，不但見于宏觀的帝陵定位，也見于微觀的都城與宮室規模設計。
漢長安城東西總廣約6.3公里，南北總深約6.8公里，均近15里。
長安內外，以未央宮、建章宮為帝王之宮。未央宮東西2250、南北2050m，合5.4里×4.9里；建章宮東西2130m×南北1240m，合東西5.1里×南北3里，設計規模均為5里，5里即1500步，仍為“十五”設計�！稘h書·賈鄒枚路傳》載阿房宮“東西五里，南北千步”、《三輔黃圖》載秦林光宮“縱廣各五里”，反映了秦漢時期一種通行的設計尺度標準。秦漢帝陵的規模設計亦度比宮室，秦始皇陵外陵園規模為東西974m×南北2173m，合東西2.3里×南北5.2里，乃是度比阿房。武帝茂陵外陵園規模為東西2080m×南北1390m，合1500步×1002步，亦是度比未央、建章諸宮“五里”規制，且恰合“南北千步”。
漢長安城及城內外已確認諸宮與禮制建筑、西漢帝陵的規模及其方位關系，絕大多數以150步為基本規劃模數。且未央宮前殿為150步×300步、建章宮前殿廣150步、長安外郭城幾處轉角段短垣均為150步或其倍，甚至天井岸遺址圓坑的直徑亦為150步。
長安南郊，“王莽九廟”大圍墻周長6200m，也恰為15里。
03
關于“十五”，《周禮》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陽陰之所合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無獨有偶，《三輔黃圖》載西漢長安南郊“觀陰陽天文之變”的靈臺高度，也是“十五仞”。西漢劉向撰《新序》所言“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也從另一個視角透露了西漢人的“十五”觀念；在西漢南越王墓主棺室出土的一件大玉璧，直徑為33.4厘米，正合1尺5寸，這件出土于“帝王”陵墓的玉璧直徑尺度，恐也反映了“十五”“天數”。而西漢帝陵整體空間居于徑150里圓形基線中的規劃，恐也是基于這一思想而來。
按《晉書·天文志》，計算“地中”位置二至二分時的影長為夏至1.5尺、春分與秋分5.52尺、冬至13.1尺（張杰《中國古代空間文化溯源》19頁）。參照此數，假定150里圓形基線之半徑75里象征冬至晷影長度，則對應的二分、夏至分別為31.6里、8.6里。將其對應于西漢都城與陵墓，則半徑8.6里圓形基線過惠帝安陵帝陵封土，半徑31.6里圓形基線不但過渭陵帝陵封土，南部更與長安城霸城門-直城門大道相切，這一大道是西漢長安城唯一直線貫穿全城的大道，并可能一度是長安城的重要軸線。而未央宮、建章宮前殿，則均在以長陵為中心、直徑70里圓形基線上�？梢姴坏�陵墓，長安亦在此環形規劃體系之中，并在“十五”的基礎上更加系統化反映了其內在秩序。

此外，長陵至渭陵組群外緣（成帝延陵陵園西緣）與至漢長安城南郊禮制建筑群外緣距離均近45里；至兩處內緣（分別為哀帝義陵陵園東緣、漢長安城北城墻洛城門一線）的距離均近22.5里。乃知兩組群內、外邊界是以直徑45里與90里的圓形基線定位。徑 90里與徑150恰成“三五”之比，相似的比例實例也見于建章宮（5里×3里）�！妒酚洝ぬ旃贂�》曰“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又曰“為國者必貴三五”，這一數字組合在西漢備受推崇，遂成為長安都城與陵墓一體設計體系所據。


記述西漢長安人文地理的《三輔黃圖》之“黃圖”一名，應即古代蓋天理論中的“黃圖畫”之意。此書撰寫于約東漢末年，其時長安規劃圖籍或仍存世，作者因而以這一規劃本原思想直作書名曰“黃圖”。
04
《史記·天官書》與《漢書·天文志》有一段前后因襲的描述：“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漢書》作“四�！保�。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系于斗”。北斗在四季指向不同的方位，象征著宇宙一年之內的時空變化，《鹖冠子·環流篇》曰“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成書于秦統一前夕的《呂氏春秋》中，又將這種時空變化與帝王的居處布政聯系起來：“孟春，天子居青陽左個，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個；孟夏居明堂左個，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個；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孟秋，天子居總章左個，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個；孟冬居元堂左個，仲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堂右個”，現當代多位學者也均指出了“計時”對于帝王布政的重要性。

以這種思想為基礎，長安的規劃者甚至改變了河川流向，以適對宇宙運行的表現。最為顯著的是與直徑150里圓形基線正東部相交的渭河河段（今臨潼境內）為一向南凸出的勺形，而其北近7公里處尚有原河道遺跡可辨。相似的實例見于已被發現曾為漢代人工改道且通過長安南北基線的清峪河及其北部濁峪河，也呈現出勺形，這種現象恐非巧合，很可能是擬象北斗而來，如能夠進一步探索確證西方、南方河渠也存在模擬北斗的跡象，則西漢關中力圖反映宇宙運轉時間秩序的時空規劃即可以更加明確地顯現。
因此，漢長安城仿佛圍繞長陵旋轉運行，應當是漢長安“斗城”稱謂的根本含義。

至此，我們才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張衡《西京賦》“思比象于紫微”與班固《西都賦》“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仿太紫之圓方”的營國設計方法，是如何具體而微地實踐于長安都城、宮室、祠廟、陵墓的規劃設計中。這是西漢人在大尺度空間規劃中對于設計者概念中宇宙空間模式趨近“真義”的實踐應用，從空間尺度上賦予都城空間以神圣色彩。凡此種種，賦予了關中中部這一巨大的“長安空間”極為獨特的價值，是彰顯一代營國思想特質、天文科學水平、地理測繪技術的“空間文化遺產”。